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李景峰这个名字，是的，他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编辑。但他在我心里却沉甸甸的，很有分量。

　　差不多三十年前，当我和我的合作者李定兴先生把长篇小说《义和拳》的手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心中忐忑不安。那时我们都三十岁出头，甭说长篇，短篇也没写过，稿子在手里还有点自责，一寄出心里就没根了。忽然一天胡同口电话亭的大娘喊我接长途电话，只听电话里自报家门地说：“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风景的景，山峰的峰。你们的稿子我们看过了。过两天我陪我们社的总编辑韦君宜去天津找你们谈谈。等我们吧!”

　　他的名字我马上记住了：风景里的山峰。他的声音清晰又明亮，似乎还有点东北口音。哪里知道这竟然是陌生的文坛对我发出的第一声召唤。

　　刚刚把脚伸入文学的我是怯生生的。我是在被出版社留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四楼上长达一年的修改作品期间，才懂得种种改稿的符号的。在那个没有电脑和复印机的时代，连怎样用剪刀和糨糊来剪接文稿，都是李景峰教给我的。他是我第一个责编。

　　然而，那时代的责编与作者是一种极特殊的关系。他要一遍遍地与我讨论小说的人物、写法、细节，乃至某一个具体的用词。如果他不满意，便撇着嘴说我“偷懒”，如果他满意—特别是分外高兴时，一定会说：“你这家伙

　　还真有悟性!”我能从这话声里听得出他很欣赏我，但仅此而已，他从来没太明显地赞扬过我。说老实话，我上学时并不太认真，错别字常常会从笔尖冒出来，只要露出一个，准叫景峰抓住。他毕业于吉林大学，语文功底好，三十多岁就担任国家文学出版社小说组的副组长了。他发现错别字的能耐像高明的警察在车站的人群里发现小偷那样，伸手一抓一个。我至今收藏着他送给我的那本《现代汉语词典》。那本词典是1973年出版的，早叫我翻烂甚至缺页了。景峰用这本辞典纠正了我不少错别字。

　　记得他那时挺年轻，比我大三四岁。常常在一起说笑，其实他更多时间是笑嘻嘻地听任我海阔天空，他本人不善言谈，但对人却很用心。我那时家境不好，地震时受难很重，正寄居在友人家。住在出版社改稿时大多时候只能买价钱便宜的素炒白菜或菠菜。他隔些时候就会在下班时，叫我去他家包饺子。我知道他是想给我开开荤。那时候，吃饺子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奢侈。他住在红星胡同出版社的职工宿舍，一排排平房，门儿临院，里外两小间，从院里一步迈进屋，再一步就进了里屋。记得他每次拌馅倒香油时，最后都要再倒上一点。然后用食指一抹瓶口的残油，抹在自己嘴唇上，吧唧两下嘴，笑嘻嘻地说这么一句：“真香，馋馋大冯这个馋猫。”那种温馨之情叫我至今还能感到。后来，总编辑韦君宜特意批给我每月15元的伙食补助，也全是他悄悄“努力”的结果。

　　然而，他从不向我“表功”。其实真正被人记住的都不是自己表白出来的。在我们的处女作刚刚印出来时，他手拿着那上下两本散着油墨香味的新书跑到四楼上送给我，嘴里说道：“真不舍得给你呀。”他说的是笑话，我却觉得这本书确确实实也是他的。他为这部书付出多少心血，但书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呀。

　　那时，我有点歉疚，有点窘。人家和你一起推动一辆车，等车启程了，你乘车走了，人家却在原地站着。

　　记得一次，他父亲重病，要赶夜车回东北，我送他去车站，车子误点误了很久，待他坐上了车，我再回到出版社时已经午夜三点。出版社锁了门。我坐在门口矮墙上一直等到天亮。后来景峰知道此事，问我那天夜里在大街上是怎么度过的。我怕他自责，便笑道，我第一次知道一个大城市是如何从夜里一点点醒来的。我绘声绘色地讲下夜班的人怎么走路和骑车，上早班的人怎么在清凉的空气里咳嗽，最早的炸油饼的味道如何“有个尖儿”直往鼻孔里钻，以及第一辆无轨车的声音……他听着笑了。可是过了两年一次聊天聊到赶夜车时，他却忽然说：“我叫大冯在大街上冻了一夜。”这才知道，他一直还在为那件他“毫无责任”的事暗暗自责。

　　他不仅是《义和拳》的责编，还是我独立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神灯》、第一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和第一篇短篇小说《雕花烟斗》的责编。这些小说的背后全都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一直支持着我奔入伤痕文学的大潮。然后我们好像各自东西，我忙我的文学、绘画和文化保护，他依旧干着自己的老本行结识一位又一位新作者、改稿、编书，直到把书出版。我只是偶尔与他通一个电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他的电话少了，有时间隔的时间会长达数月或半年。一次，他接到我的电话忽然说：“大作家居然还记得我!”这使我一阵慌张。我忙着解释和致歉，正当我感觉愈解释愈无力时，他却笑道：“解释什么，你要不记着我还会来电话吗?”这使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我挺在乎，在乎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这需要牵着日渐遥远的那些有情有义的往事。那么为什么他从来不打电话给我呢?连他后来生病以至突然辞世而去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直到他去世后，他的爱妻刘蕴洁才对我说，他不愿意像那次我跑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去看他。他不叫妻子再把病情透露给我，怕我着急、分心、影响工作。但直到生命最后的一些日子，还叫妻子去书店看看有没有我的新书……

　　他把三十年前的那份友情一直坚持到最后。他这种方式源自一种性格，一种情义，也是那个时代编辑对作者特有的一种爱惜之情。这种感情帮助过多少作家的成长，这种感情今后还会有吗?

　　不知为什么，当我想到这种情义与性格时，会自然地想到他最初用带着东北口音自我介绍时说的那句话：

　　“风景的景，山峰的峰。”

　　是啊，他是我人生风景中永远的一座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