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的革命

文 / 冯骥才

书房自古而今，绝非一成不变。古代的书房肯定经历过一次重大的革命，那是在人类发明造纸之后，纸的应用必定给书房带来过一次全新的变化，书写工具全部更新。自始，文字开始写在纸上，文雅的纸本线装的书籍也开始出现。

然而，近百年来书房的革命就更剧烈，更全面，更深刻，一如改天换地一般了。

这一百年，书房的革命共有两次。

一次是五四时代。这次书房革命的背景既是西方强势介入，西风东渐，也是国人自我的革新。这一次，写作的文体，由文言变为白话文。书写的工具，毛笔换成钢笔；纸张自然不能再用宣纸；写作的方式也变了，竖写改为横写，写字时从右到左改为从左到右。同时，印刷工具也变了，由木版刻印改为石印，再变为胶印；洋装的书渐渐替代了线装的书；这样一来，书架的样式和放书的方式也完全发生了的改变。

山水树石不同，景象为之一新。

这种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样一样经过由尝试到习惯的过程，书房才渐渐地改天换地。从胡适、鲁迅、茅盾、冰心早期的书信和手稿看，虽然他们的毛笔字写得都很好，但已经换用了钢笔；可是有趣的是，他们的钢笔字往往还是一如既往地由右向左地竖写。那个时代，出版社和报社编辑接到的手稿，形式新旧不一，有毛笔写的，也有钢笔字的，有竖写也有横写的，这样“二八月乱穿衣”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才渐渐统一。第一次书房革命也就基本结束。

第二次书房革命是在近二十年。这次革命的背景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电脑写作涌入书房，新一代写作人突然没有纸质的手稿。一二十年前许多书房刚刚置办了复印机、传真机、碎纸机。很快就用不上了。高科技使电脑愈来愈无所不能。作家给编辑家投稿再不用跑到邮局去邮寄，按一下“发送”键即可。在电脑时代，书房的信件明显少了。读者也不再写信，而是化为网友在关于你的消息后边留言，自然也没了深度交流。无论是点赞还是吐槽，都带着某些消费特征。电脑使写作快捷方便，并成倍地提速。这种提速会不会使书房成了办公房，异化了书房生活的韵致？于是，往日文人琴棋书画的悠闲渐渐化为一种怀旧的内容。这也是《浮生六记》为什么忽然热起来的原故。

我们一代作家，最早使用电脑是八十年代。王蒙曾约我到他当时住在南小街的家中，看他率先涉入并洋洋得意地运用电脑写作。那天，他现场用电脑打了一句玩笑话给我：“欢迎冯骥才同志来我家指导工作”。

我却直到今天，书房里仍无电脑。我只是有时在iPad上指写一下而已，改稿仍在纸上。对电脑仍一窍不通。朋友笑我是固执，是不剪辫子的前朝遗老。我的理由是：我喜好用笔写字的感觉。我是画画出身，汉字象形，书写时有美感，写字时大小随意，挥洒自由。别人说我这话强辞夺理，我不用电脑，主要是怕学电脑。我正想办法为自己申辩，忽然听说平凹和莫言也还用手写，心想这就对了，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偏爱书法的原故。

汉字的书写之美，使我拒绝了电脑写作。

但我相信，我这个理由到了下一代就不会存在了，因为下一代人一入学就开始使用电脑。当然，他们在手写汉字上肯定要出现问题，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好。

我们这一代就像五四那一代，欢迎新事物，自己却不一定习惯。这是跨时代的人身上特有的进退两难的文化现象与尴尬。但是，不管怎样，这时代很快过去，用不了十几年，这一次由电脑写作领头的书房革命就会彻底完成。

那么下一次书房革命是在什么时候？将会是怎样一场革命？不知道，人类一旦进入高科技的快车道就不能自己了。我们现在的书房可能是数十年后的旅游景点。

“我喜好用笔写字的感觉”

移动的书房

文 / 冯骥才

自进入了新世纪，我的书房就有了变化，时不时搬进了汽车或飞机里。这由于，我开始全力来推动对大地上濒危的民间文化的抢救了。我必需离开书房，到各地去。抢救工作从来都是在田野一线。

可是，我怎么可能完全中断写作？如果忽然冒出了一个奇特鲜活的灵感，一种难捺的写作欲怎么办？特别是在长途奔波的车上飞机上，没有书桌，也不能写作怎么办？渐渐我被逼出来一个办法——带上一个小号的iPad。用它很方便，不用笔，只用手指来写，还能修改，十分自如。于是我感受到乔布斯对我的写作有如神助。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乔布斯这个发明，我很多散文、随笔、理论文字，是决不会有的。近二十年，我不少文字都是在车上飞机上写的。

由此，我每每出门远行，必带iPad。一次忘了带它，那感觉竟如失掉了一半的自己。我还慢慢体会到它另一层意义：再不会失去那些长途奔波中耗费掉的时光。既然人的生命以时间为载体，就不能叫时间空空流失。

如果我在一次长长的路途中，完成一篇文章，下车之时，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这种感觉好极了。故我称iPad是我流动的书桌，汽车和飞机是我移动的书房。

戊戌年（2018）我在甘肃张掖参加非虚构文学研讨会。上午演讲累了，下午与会的人都去参观马蹄寺。我没力气去，便倚在旅店的床板上歇憩。不久，恍惚间，忽然一棵巨大的老槐树荫蔽下的老宅院像画一样浮现出来，它古老文明的积淀与蕴含的沉静幽雅的气息，带着槐香散发出来，叫我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了，并感动起来。没想到，那个长久以来沉睡在我心中的一部小说《单筒望远镜》，居然一瞬间神奇地苏醒了。我情不自禁，抓过身边的iPad就开始写起来，而且完全忘了时间，等到大家从马蹄寺游览归来，敲门声把我从小说里召唤出来，我已经写了几千字。

从那一刻起，我就进入了这部长篇的写作。我的手指似乎一直没有离开iPad。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不一定在书房；但无论我在哪个房间，“移动的书桌”一直紧跟着我，直到两个月后小说完成。

我的书房书桌，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书房书桌了吧？

不不，应该说，它们仅仅是我的书房和书桌的一种延伸，也是一种开创。写作是心之欲，iPad是心之具。我的“心居”，仍是我心之所居。一切往日情景，今日依然都在。

或曰：今日之枝，乃出于往日之木也。

在高铁上用iPad写作

书房的音乐

文 / 冯骥才

音乐是书房无形的精灵，它和我的写作相伴相随。

音乐舒缓写作的疲劳，带来宁静，惹动情绪，唤起敏感，更重要的是给我的写作一种必需的感觉与氛围。

每写一篇东西，这东西里边总有一种特定的感觉，我便要去找一个与它情味契合的音乐，做为写作的背景。当我进入写作的感觉，同时也进入音乐的感觉；这两种感觉不知不觉融为一体。一旦写作被什么事中断，过些时候要回到写作时，只要打开这音乐，文章里那种特殊的感觉便会立刻回来。就像我们一听到八十年代的音乐，立即会回到八十年代生活的情境里。音乐的效应真是极其神奇。

然而，写作时所听的音乐与平时听的音乐完全不同。平时听音乐时，音乐是上帝，你没有自己。写作时听音乐，音乐是你的恋人，你有时忘了它的存在，它却始终与你相伴相随；维持着你写作时心里一种特定的氛围。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曲》乃至施特劳斯都是无法在写作中来听的。它们太自我，只会破坏写作。贝聿铭也说，他也有在不同场合听不同音乐的习惯。工作时他认为肖邦更适合一些；在需要消遣时，他常听瓦格纳和马勒。

我甚至不太在乎与我写作“神交”的音乐的曲名。最近我写《单筒望远镜》时，书房里一直响着的那深情中略带一些伤感的乐曲。在近三个月的写作期间里，它像一种神奇的液体，浸入我小说的情境和人物不幸又无辜的命运里。然而它的曲名，直到写完了小说才知道，竟然是一位西班牙人演奏的莫斯科奥运会闭幕式的主题曲——《告别莫斯科》。

对于我，自从写完《单筒望远镜》，这曲子已不再属于奥运会，只从属于我的文学。

我有一台老式音响，可以听光碟，也可以听卡式录音带。还有一个小柜子，塞满我喜欢的光盘和录音带。虽然我现在改用了更加便捷的手机和蓝牙音箱了。但这小小的黑色山水牌的音响依旧放在书架上。它曾与我的写作相伴多年，给了我那么多灵性的帮助，我怎么会丢弃它呢。

它已是我书房的一件文物。

放在书架上的老式音响

《书房一世界》作家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