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年画世界的学术构建”——第三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会议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圆满闭幕。两天的会议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众多学者纷纷登台演讲，发表学术成果，展开热烈研讨。会议结束前的一个简短的聘任仪式上，14位学者受聘成为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心主任冯骥才先生向他们颁发聘书，并为会议即兴做总结发言，阐述了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未来的工作重点和将发挥的重要作用。以下为冯先生讲话全文。

年画中心未来的工作

——第三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会议闭幕式即兴讲话

冯骥才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每天用时都满满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密集，大家肯定很疲劳了。很抱歉，我的事情头绪太多，只听了一些片段。没关系，因为大家的发言都有视频和论文，我会找时间拜读。

　　今天上午听了三位的演讲，对我都有启发。我深深感到，近年来，我们对年画的研讨愈来愈深入，涉猎范畴愈来愈宽广。昨天开幕式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年画学”这个概念。记得十多年以前，故宫博物院当时的院长郑欣淼先生想建立学术意义的“故宫学”，请我去发表意见。我当时把“故宫学”和敦煌学两个概念做个比较，说出我们面对的学术对象应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才能建立为“学”？我当时讲了八个字是“深不见底，浩无际涯”。它的内涵，难以穷尽；它的范畴，没有边缘。我做过敦煌研究，做过敦煌研究的人都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年画也使我们渐渐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无论从哪个地方作为研究的切口走进去，都有无穷的东西，有无穷的话题，无穷的问题迎面而来。我们这次提出的“年画是一个世界”，就是这么来的。

两天的会议期间，海内外众多学者登台演讲、分享成果

　　对于年画中心，我得做一点说明。我们木版年画中心不完全是天津大学的一个学校的研究机构，我们是中国文联、中国民协下设的一个学术实体，一个由大量专家集合与参与的专业组织，我们承担的使命也就更大。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当历史上形成的生活文化转化为遗产时，我们首要的学术工作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帮助政府抢救、记录和整理文化遗产。我们的年画中心从一开始就投入了这项工作。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各个产地年画的申遗打下牢靠的基础。20年来已经有18个产地的年画进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一级的跟国家一起的一共33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我们今后的工作，还是继续要帮助政府把保护工作做好。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仍是高速发展。在一个经济的市场的社会里边，如何保护自己的传统的文化，这是一个挑战，对我们学界来说是一个从未遭遇过的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必需面对，不能挑避。就像我们前些天召开的关于“传统村落空心化问题应对”的国际研讨会（点此查看详情）。我们要继续和主动给政府的保护工作以科学的支撑。政府是文化遗产的保管者，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这也是我们的使命。因此这是我们今后一个主要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学术自身的研究和构建。为了加强这一工作，我们建立了学术委员会。我们中心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是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这是我们的本体；第二部分人是各个产地，产地是文化一线；第三部分是传承人，传承人是民间文化的承载者；第四部分是广泛的民间年画的爱好者与热心人。他们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合作者。

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在本届年画会议上成立

冯骥才先生为委员们颁发聘书

　　我们的学术的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跟以往有所不同，不只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不只是大家不断把自己新的一些学术成果传送到中心，发表在我们一个非常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年画研究》上。今后的学术交流还应更通畅、更即时、更密切。我们将通过邮件等方式，网上交流；将组织一些专题进行研讨，请大家发表高见；中心还要不断设计一些问题，提供给大家，使研究工作在整体上有序、有计划地深入与推进。我们还要加强产地与学者的联系，并把各类相关年画的重要信息通报给大家。这一工作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公众号与网站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术的活力与效力。

　　我们中心在未来的一两年时间，还有三件具体的事情需要筹备。第一项，我们要建一座专业性强、学术含量很高的年画的博物馆。为此我们正积极筹备。这不是一般的常见的年画展览馆，而是专业性的博物馆。一方面要具有严格的博物馆规范，当然做起来很难。比如年画的断代问题。年画与精英绘画不同，断代很难。单凭经验不行，要有科学依据。再比如今天俄罗斯学者今天谈到年画内容描述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难点。比如戏曲年画，各地年画都与当地的地方戏密切相关。现在遗存的戏曲年画有几千种，很多民间戏曲或剧目都已失传，这些年画也是戏剧史的珍贵资料，但要理清它是个大工程。还有，从博物馆展陈结构上说，更有一个大问题是年画史的断代，现在年画史的断代基本是模糊的，不确切的。上午张伟先生引入过我一句话，说石印年画终结了木版年画。这句话是我说的。可是我们如果再往后看，胶版年画又终结了石印年画，那么谁又终结了胶版年画呢？我们的胶版年画是不是处在年画史最后一个繁荣期（20世纪80年代）？这些历史问题在做博物馆时必需厘清和确定，不能含糊。所以说，筹备博物馆本身也是一件很具体的学术工作。年画是历史学的，也是宗教学的、人类学的、民族学的、艺术学的、美学的、地方文化学的。做这样一个复杂的学术研究，必需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博物馆最多只有图像价值。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冯骥才先生发表闭幕式即兴讲话 

　　第二件事就是开幕式我还说了一句话，我们可能要重写年画史。我说重写年画史，不是重新写一遍年画史，而是用我们新的理念和二十年来进行文化抢救和考察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海量的资源；当年画成为遗产时，我们应重新认识年画，认识它的价值、功能、性质、规律、美学特征以及地域性等等。由此来重写年画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术任务，需要专家们共同努力。刚才泷本先生谈到了黑田源次关于姑苏版概念的贡献。以前的年画史，关于什么是姑苏版、什么是桃花坞，表述得不清楚。我们将来写到姑苏版的时候，想把这些概念论述清楚，就要请教日本的学者。如果我们写到了石印年画的时候，恐怕就要请教张伟先生。我们必须要更密切地加强学者之间的联系。

　　我们重写年画史跟筹建一个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年画博物馆要紧密结合起来，是一码事。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我们想建立一个学术贡献奖，中国木版年画研究的学术贡献奖，一方面鼓励与推进学术进步，一方面凝聚学术力量。这个奖两年一次还是三年一次？用什么样的方式？怎样评选与操作？为了加强我们的联系和研究，年画论坛还要接着搞，以后是几年一次？是否与颁奖同期进行？年画中心和学术委员会要研究。我们要尽快把它确定下来。我想如果有了这么一个奖项，大家会更关注我们中心的工作，有利于将研究工作推进新的阶段、新的深度与高度。

　　我特别高兴四海之内热爱年画的知己们又相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研究的心得，分享彼此的成果。会要散了，意犹未尽。一个成功的论坛应是带给每一个人许多新的启示。我的脑袋里也有许多话题，只是没时间都在会议上说出来。刚刚有一位山东的学者发微信给我，说他赶不及跟我说话了，他要回去了，对我表示歉意。我说会议是讲话的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还得另找机会见面细说，再做交流。

　　谢谢大家的发言，谢谢大家对年画的热爱。祝国外的学者，一路平安。我们有机会再见。谢谢。

（2019年10月17日）

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

简介

　　为建立中国木版年画抢救和保护体系，承担“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一重要项目，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民协发（2007）15号决定]，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英文名称为：Chinese Wood-block New Year Picture Study Center。这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年画保护与研究机构，对全国年画遗产进行普查、收集、整理和保护，并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中心研究力量充沛，有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和藏品库，以及“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是进行年画研究的重要平台。

　　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自2006年成立以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编撰出版了《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滑县卷》、《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中国木版年画传承人口述史丛书》（14本）等多部文化档案；举办了“滑县年画普查成果展”、“以画过年——天津年画史展”、“硕果如花——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展”、“中国木版年画国际论坛”等年画展览及国际研讨会；出版发行了《年画研究》刊物；在国家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年画相关论文数十篇。近期进行的项目还有“年画网站”的建立、“中国木版年画申请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本编制等。这些工作在学界内外产生了大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