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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冯骥才苏州演讲:知识分子是城市灵魂的守护者

2017-11-29 14:36:40 来源:冯骥才工作室作者:冯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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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在冯骥才先生看来,是一座创造美的城市,一座艺术的城市,一座有滋味的城市。

  11月4日,冯骥才先生来到这座“有滋味的城市”,现身高新区文体中心,作为《知苏达理·师说》高端讲坛第三期的主讲人,为崇尚美、会生活的苏州人带来一场演讲。演讲主题为——

城市灵魂与文化先觉

  《知苏达理·师说》是由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的高端讲坛,邀请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大咖、杰出人物,与苏州对话,分享思想成果,启示未来方向。前两期主讲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著名作家毕飞宇。

  一桌一椅古色古香,桌上摆一道茶席,精雅别致。一入座,冯骥才先生便说:“这个阵势有点像茶道,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演讲,没有这样的一个摆布。”

一人,一桌,一椅,一席

摄影:苏州日报记者倪黎祥

  ①

  冯骥才与苏州之缘

  冯骥才先生到过苏州至少5次,与这座城市缘分不浅。

  第一次是因为文学。1987年,冯骥才先生的散文集《珍珠鸟》获奖,他去无锡领奖,顺道前往苏州看望一位文坛老友,著名作家陆文夫。在冯先生心里,陆文夫是苏州的精灵,他还曾撰写一篇《怀念老陆》的文章。提起陆文夫当时在得月楼摆的那顿饭,冯先生至今仍对席间最后一道汤念念不忘,难忘的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冯骥才:文夫,最后这道汤真绝,把一晚上的味道和兴致,全提起来了。

  陆文夫:苏州菜非常讲究最后这道汤。

  冯骥才:那就特别像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必须有一个特别好的、余味无穷的结尾。

  陆文夫:大冯你算懂小说了。

冯骥才先生与好友陆文夫在苏州园林

  后来再去苏州,几乎都是为了文化遗产抢救。

  2005年、2006年,冯骥才先生接连两次去苏州。当时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已经启动,他是专程为了桃花坞的木版年画而来。中国木版年画的产地,最重要的就是苏州桃花坞和天津杨柳青,合称“南桃北柳”。木版年画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中的两个——造纸和雕版印刷,因此又是抢救工程的龙头。

  那次来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们对我们民间文化缺乏重视,很少有这方面专门的专家,而且桃花坞在历史上遭到了全国所有年画产地最严重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桃花坞的所有木版几乎都被付之一炬,所以抢救的任务非常重要。那次抢救是要把桃花坞木版年画作为一个文化的整体,进行全面的抢救,包括它的历史、使用习俗、代表作、制作过程、工具材料、张贴方式、传承谱系、相关的秘诀、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等,全部要做调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专门的团队来做,最后是苏州文化局的局长,一位非常懂文化的官员,帮我们把事情做成了。

《渔娘图》 清中期 姑苏版 桃花坞年画

  2007年,冯骥才先生又去了苏州两次。一次是为了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的颁奖,当时他还召开了一个传承人的座谈会。另一次也是为了文化遗产,但还与绘画有关。“当时做文化遗产没有钱,我是一介书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卖画。”在苏州博物馆的画展和义卖,画家韩美林、作曲家王立平、房地产商王石等冯先生的朋友都来助阵,一屋子的画全都卖光,冯先生把300多万画款现场全部捐出。

  那次我拿来的画,都是我的精品,因为我着急,我们的文化遗产在21世纪初的头几年,濒危得太厉害了。我到各个地方发动文化抢救,都有经费的问题。我不能全都解决,只能尽己所能,还要给自己打气——实在不行,我还能卖画呢!实际是一个自我安慰,有点阿Q精神。

  画都卖光,钱都捐掉,顿生家徒四壁之感,冯先生在苏州博物馆里,跟他所有即将告别的画,合了一张影。

在苏州博物馆,即将与心爱的画分别

  那是他的绘画第一次与苏州的公众见面,当时他还在苏州做了两个演讲,一则谈文人画,一则对市民讲文化遗产保护。加上这次来苏州演讲,冯骥才先生已经把他“四驾马车”中的三驾——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带到了苏州,就差最后一驾的教育。而这次还是跟文化遗产有关,因此他笑说,他还“欠着苏州一次”。

  ②

  冯骥才品苏州文化

  “苏州这样一座城市的文化,谁拿得起来?”谈到苏州的文化,冯骥才先生如此感叹。

  他说,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初期,首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分类,民间节日、民俗、民间戏剧、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体育、民间美术、民间手艺、民间医药、民间武术等11类,苏州全都有,而且分量都重。尤其在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方面。在此之前,我们还从没有对民间美术进行过调查和分类,“我们对精英的美术、文化、文学是熟悉的,都有文字着录,分类也是清楚的,但是民间的我们不清楚。”当时,冯骥才先生把全国的民间美术专家请到天津,为中国的民间美术分类,然而太难,只做到了二级分类。就像一位专家说的,“光苏州的民间美术就有几百项乃至上千项,你连苏州的民间美术都很难分类。”

  论精英文化,比如说琴、棋、书、画,苏州是重量级的城市;论民间文化,比如说吹、拉、弹、唱,苏州也是重量级的城市,一些相关的非遗甚至已经进入世界名录。在冯骥才先生的心里,苏州的精英文化是笔精墨妙的,苏州的民间手艺是鬼斧神工的,这样的城市很少有。

 

苏州的精英文化笔精墨妙,苏州的民间手艺鬼斧神工

摄影:苏州日报记者倪黎祥

  对苏州的民间美术,冯骥才先生有一番独到理解。他认为,民间美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乡土美术,一部分是特种工艺,二者容易混淆,其实并不相同,有着不同标准。

  乡土美术几乎都在农村,农民用泥土、砖石、布、纸、苇、竹等生活里随手拿来的物品,按照自己的精神情感的需求,做成一种艺术品,比如缝个布老虎,塑只泥狗,没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材料也没有很高贵的价值,却是他们情感的直接表达。这些东西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乡土情感,比乡土情感更重要的是有地域的特点,北方人做的老虎跟苏州人做的完全不一样。

  但苏州的民间美术属于特种工艺,它是一种城市的民间美术,用到的红木、象牙、贵金属、玉石、丝绸等材质都很高贵,用很职业化的、技术含量很高的方法制作,制作的标准要很精工,另外也比较市场化。苏州的民间美术,因为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所以它一点一点接近文人的东西,接近精英的东西。

  冯骥才先生经常把精英的文化比作“父亲”的文化,比如哲学、历史、唐诗宋词,像父亲一样给我们思想,给我们精神的力量。他又把民间的文化比作“母亲”的文化,比如我们的民俗、民间艺术、从小在摇篮里听的儿歌,民间文化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们,我们在民间文化里慢慢长大,受她的浸润和温暖。但苏州这座城市很有意思,她这两种文化是相通的,是交融的。而中国的很多城市,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泾渭分明,冯骥才先生所在的天津就是如此。

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在苏州交融 摄影:苏州日报记者倪黎祥

  对苏州的文化,冯骥才先生有许多美妙的评说:

  我们都知道苏州的文化,苏州很精巧,苏州人很精致,苏州人很在乎自己的生活,在乎自己生活的感受,苏州人很有气质。

  苏州人活得很在意,很精心。苏州人尚美,如果讲雕刻的话,就是“满工”。生活在苏州,实际真是美的,处处可以看到生活的美。

  我们五官接触的生活,苏州人全部把它美化了。苏州真是一个创造美的城市,一个艺术的城市。一个艺术的城市是美的,就像维也纳一样。我记得勃拉姆斯有一句话:“在维也纳走路的时候,千万小心别踩到地上的音符。”

  苏州,如果你细心体味,到处都有美的意味。就像我面前这张桌子,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是一种享受。跟你们聊天也是一种享受,因为你们都是懂艺术的,爱美的。艺术就是用美的方式感受和体悟生活。我记得八十年代,台北的《联合文学》让我给台北青年推荐一本书,我说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吧,因为他那本书教给你看一切都用审美的眼光。用审美的眼光生活,是幸福的,是美的。

  苏州是一个有滋味的城市,这是我特别的一个体会。

  这座城市为什么有滋味?昨天晚上我还跟我爱人探讨了一下,她说了一点我很同意。她说,就是因为文人的关系。这座城市受文人影响太大了,文人总是要在生活里找到各种美的滋味。知识分子和文人是要影响生活的。苏东坡在这儿待过,文征明待过,白居易待过,陆探微待过,韦应物待过,这样的一座城市,留下了多少滋味?他们品评生活,感悟生活,评价生活,体悟生活,又把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传递出去。这块土地是有灵性的,百姓的素质高,才会接受文人的影响。精英文化影响到民间文化的,苏州是一个范例。

  苏州的园林代表了苏州文人的气质,第一个就是“书卷气”,第二个是“诗情画意”。“曲径通幽”正是苏州的园林体现出来的,它直接影响到了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这是苏州文化的精魂。苏州的文化不是“充眼球”的,也不霸气凌人。

观众听得入神 图片来源引力播

  ③

  冯骥才谈文化自觉

  冯骥才先生哀叹,中国600多座城市,大多数已经没有个性,大多数形已涣散,神也模糊了。西方社会的变化,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经过200多年的渐变,但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是突然打开的。五四时期,从西方进入国门的东西,还可以挑选西方的经典,但这次却没有挑选,跟着NBA、麦当劳、时尚商品和超市一股脑进来的,是大批粗鄙化的商业文化。

  我们进入了一个市场的时代,市场的时代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我要刺激你的消费,一定要刺激你物质的拥有欲。一个物欲过大的社会,精神的事物一定要变质。这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本质。

  一方面是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一方面是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于是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所有城市的建筑卷地扫平,重盖一遍。

  文革时期,我们是恶狠狠地砸掉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是乐呵呵地毁掉我们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来不及这么快地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城市迅速地没有了历史遗存,再也找不到历史街区。

  冯骥才先生坦言,他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他去宁波办画展,在周庄看到柳亚子办南社的小楼,临水而立,美得像画一样,可这座小楼马上就要被拆掉了。冯骥才先生以往从不卖画,这次为了保住这座小楼,卖了两幅画,没想到楼主却坐地起价,从3万元一直涨到15万元。虽然楼没买成,但楼主已经知道了这座小楼的重要,总算保留至今,没有拆毁。冯先生说,自此他懂得了一件事:我们的大地上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既是可喜的,也有可怕的一面,对于文化、对于遗产是可怕的。后来,冯骥才先生又通过卖画,保住了宁波的贺知章祠堂,从此他有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要为我们的民族做一点事情了。”

要为我们的民族做一点事情了

摄影:苏州日报记者倪黎祥

  在冯骥才先生看来,中国的城市和遗产遭遇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没有文化的自觉。他回顾人类的文化自觉从何而来,发现从19世纪末,西方人就开始有了公共遗产,也就是文化遗产的概念。最早呼吁文化遗产的,是三位法国作家——雨果、梅里美和马尔罗。尤其以作家身份成为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发起了对法国“大到教堂,小到羹匙”的文化普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法国是文化上的超级大国”,从此大大鼓舞了法国人的文化自信,继而与欧洲各国建立“文化遗产日”,让全民亲近、爱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大大影响了人民的文化素质。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和韩国人又提出了“无形文化财”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认为那些保存在人的身体上的、精绝的、过往不复的、代表某一个历史时期特有风韵的民间音乐、民间歌舞、民间文学、民间手艺等等,也应该保护和传承。直至21世纪初,联合国才接受了“非遗”的概念,建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正是最早参加公约的国家之一。

  无论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提出问题的都是知识分子,后来才被政府接纳,冯骥才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曾写了一篇文章谈文化自觉。他认为,文化自觉分四个层面: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继而是政府决策层的文化自觉,然后是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官员的文化自觉,最后是全面的文化自觉。知识分子站在文化之中,又站在文化的第一线,他们敏感于文化的问题,痛感于文化的痛点,一定是首先提出文化问题的人。有眼光的官员一定会采纳知识分子的意见,纳为国策,经过各种政策的贯彻,最终达到全民的文化自觉全民有了文化自觉,社会的文明才会提高一步。

观众备受感染

图片来源:一座城市的生活美学

  冯先生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称之为“文化先觉”,他说:

  先觉,是知识分子的本质。人类一切进步的文化,首先来自于先觉。

  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对于一个时代文化问题的敏感,走在时代的前面,拿出你的意见和办法,你先倡,然后你先行,你不仅仅是一个呼吁者。坦率地说,你一定要提出批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背负着一个时代的使命。

  知识分子要成为文化先觉者,需要首先具备几条:第一条,你就得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第二条,你必须要有前瞻性,就是你不仅站在现在看过去,更要站在明天看现在;第三条,你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科学立场,坚持自己的文明判断;最后一条,在科学面前,我们必须是纯粹的,真诚的。

  冯骥才先生直言,苏州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造中,也造成了老城区的破坏,失去了一些宝贵的遗产,是苏州的重大损失,“我们应该承认,这是我们对不起后人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谁的过错,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个教训。说实话,苏州剩下的物质性的建筑遗产不多了,苏州要爱惜每一座物质遗存,要爱惜它的原生态。”

  他还特别提到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过程中的作用。他建议政府官员,不仅要提高文化水平和执政能力,还要善于听专家的意见,不要把专家只作为“投赞成票”的人。那么,政府保护文化遗产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他用英国的“鸽子广场”举例。在“鸽子广场”上,英国当地政府搭了一块水泥台,市民自己来设计、制作、投票决定,每年在水泥台上摆什么样的雕塑,“整个过程中,每个老百姓都关心雕塑台上放什么东西,都关心自己的城市,都参与政府组织的文化活动。那么政府到底干什么?政府干的就是搭这块台子。政府搭台,百姓唱戏,这是最好的方式。政府不要干预太多,让人民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人。”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应该监督,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帮助政府总结城市的特点,总结城市的灵魂之所在。

  一座城市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它的形,而是它的魂。不管这座城市变化多大,关键是它的灵魂是否还在。比如苏州,苏州的滋味是否还在?苏州的气质是否还在?苏州的个性是否还在?如果它还在,它的人文魅力就在。这个魅力跟它所有的历史遗迹就会贯通起来,形成这个城市巨大的精神力量,从而成为这个城市独有的、其他任何城市不能替代的独特的美。

最后进入问答时间

  1

  苏州博物馆研究员沈建东隔空提问:

  在我们的工作和研究过程中,经常会有很多关于非遗的疑问。比如说,非遗它是属于传统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它需不需要创新,需不需要发展?关于非遗的技艺方面,特别是原来它是手工的,现在有很多是机器做的,那这是不是它在发展和创新的部分?我们在工作中碰到的很多关于这样的疑问,今天正好求教于您,谢谢。

  冯骥才先生回答:

  我想首先第一条,其实很简单,非遗是手工的,绝对不能变成机器的,变成机器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了。手工的是农耕时期的产物,证明苏州还是一个重手艺的城市。这个手艺最重要就是手工,如果是机器做的话,就没有人性的东西了,就没有价值了的。

  还有一个是不能人为的,或者是行政命令式的改变它,因为非遗是老百姓的生活文化,是老百姓的精神情感,生活需要。有这种感情就表达出来,比如说三十晚上放炮,这种感情就要放炮才能表达,政府替他放炮,不可以,民俗最大的特点是个人的参与性。民间有这样的情感,一定有这样的文化产生。

  2

  桃花坞木版年画传承人房志达提问:

  目前来讲,全国这个木板年画都处在很尴尬的情况,许多年轻人,对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不是那么关心,如何更好地保护木板年画这个传承?如何让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保护、创新,能够使他们喜欢?

  冯骥才先生回答:

  我2005年就认识房老了。我记得1985年,我到美国去,我想看看印第安人的居留地,印第安人都住在高台子上,那个地区就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是印第安人居留地,我注意到,电线悄悄通过去了,很多地方也开始用冰箱了。当时专门给我看了一个屋子,打开很震惊,都是印第安人的图腾、面具等等,特别古老。我问,是不是你们的博物馆?他们说不是,是小村子里的年轻人,他们到旧金山或者是别的地方上大学了,这是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他们的老一代,实际上没有人做这事,甚至于早早把东西都卖掉了,但是年轻人开始搜集这个东西,将来想要在这个地方,把博物馆建起来。这是一种什么意识?

  后来我想,这是一种寻根的意识,人不能没有根。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在国内可能对传统文化不在乎,但是他在国外春节的时候就不行了。三十晚上必须给他爹妈打一个电话,他喊爹妈的声音,跟平常都不一样,过年晚上是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民族文化的无形的一种DNA在他血液里面的发作,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这种血液,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为什么我们要自觉就在这儿。您不用着急,我们的后代一定比现在的人更在乎自己的文化,关键的问题是让我们的文化传下去,让它活着,别断了。

  房志达:

  我心定了。

  83岁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传承人房志达,向冯骥才先生赠送桃花坞木版年画新创作品。

摄影:苏州日报记者倪黎祥

  3

  现场观众提问:

  在中国现代广大的疆域里面,北方方言是一个强势的存在,而南方的方言因为地域的阻隔,相对弱势。像之前感动到您的吴侬软语,其实处在濒危位置。我们意识到了非常现实的问题,现代的年轻人对其不在意,像90后的年轻人很多会说,但是不说。下一辈00后,连说都不会说,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这也是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对此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冯骥才先生回答: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很多地方性的方言都处于弱势。普通话,实际上是必然的趋势,就像城镇化一样。城镇化带来了冲击,首先是一些中国的传统村落的消亡和濒危,但是城镇化又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普通话普及之后,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交流的便利、传播的便利。

  比如说很多少数民族,像鄂伦春族,他们以前是捕猎的,但是为了保护动物,所以他们从森林里面出来了,慢慢地他们的语言文字都没落了。所以这方面,承担意识是第一位的,至于教育,有的地方是重视自己的地方语言,就把语言加入到教育里面了,而有的地方不重视。作为我们学者要有一个承担意识,要录音、录像。同时我们也可以搞这样的一些社团来做这些工作。

  4

  现场观众提问:

  您的祖籍是浙江宁波,又是在天津长大的,可以说是连接着古运河的两端,也连接着南北的文化,咱们苏州是江南水城,在这里想听您您对人和水以及城市的关系,有着怎样的理解?

  冯骥才先生回答:

  这个问题可实在太大了,今天我和当地一位接待我的同志聊天还说起来我的父亲是浙江宁波人,我的母亲是山东人,这两个地方完全不一样,性格不一样。

  一个是江浙的文化,我的宁波老家是唱越剧的,儿女情长的柔情。我母亲的老家是山东,在济宁,济宁那边是水泊梁山,那边的人很仗义的,我流着这两种血液。就是说这个血液在身体里发挥作用,我们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一定流着这个地方的血液。我们是中国人,流着中国的血液。平时不觉得,你真到了国外,尤其到了过年晚上,你就是会不习惯。你就是那个土地的人,你一定有那个土地的特点。

  如果你真爱那个土地的时候,你才会爱那里的一切。但是爱它,一定对这块土地要有责任。但如果只是概念的责任是不行的,责任也有情感的,不完全是理智。爱也有责任,爱的极致就是责任。你从责任可以感受到更强烈的爱,更有价值的爱。

  5

  现场观众提问:

  刚才您提到小说的结尾,并且提到《俗世奇人》,里面有一个人物叫酒婆,我想问问,您是否受到欧·亨利小说的影响?

  冯骥才先生回答:

  我们如果谈小说,那好玩着呢。一般来讲如果长篇小说,一句话作为一个结尾,或者是一个情节作为结尾,并没有那么重要。过程中已经把你对社会、人性的认识都表达了。比如说《红楼梦》结尾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过程会很熟悉。但是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结尾,到了那个地方没有篇幅了,你必须要用你自己的想象,用你自己个人的再创作,去补充这个小说,延伸这个小说的东西。更短的小说,几乎就是为了一个结尾,来设计前后的内容,最后压到这个结尾。

  这个有点像相声,相声最后抖包袱的时候,一个包袱搁在那里,你琢磨半天,实际上都是在替作家创作。欧·亨利的小说,实际上都没有太长的,实际上都是为了结尾设计好了。还有一个作家也是很注意小说的结尾,就是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也是这样的。

  6

  现场观众提问:

  您平时是怎样与母亲和家人相处的?

  冯骥才先生回答:

  我母亲已经过一百岁了,这两天半夜给我发微信,主要是怕我冷。一个人到了七十多岁,还有妈妈关心,这很暖。母亲生活方式反科学,她是个多愁善感喜欢思考的人,身体好的时候爱吃肉。我家是个大家族,母亲她喜欢了解我们的一切。中国人把孝看得重。孝是动物没有的,只有人才有的。“不孝非人也!”

  7

  现场观众提问:

  《神鞭》是您的作品,我想请您自己评价一下这部作品,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在您众多作品中的位置,谢谢!

  冯骥才先生回答:

  其实位置不重要,结尾很重要。还是跟今天讲的主题可以合到一起,就是永远别丢掉自己神的东西。我记得一个外国的诗人说过,“可别走的太快,小心把魂儿丢了。”当一个城市高速发展的时候,要Hold住自己的灵魂,我们国家要迅速发展没有问题,但是不要把我们的基因丢掉了,把我们的根丢掉了,把我们的魂儿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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